先辈经商造首帕 后人仕进为名臣
——因商迁居河南濮阳的泽州拦车董氏
明代,泽州拦车董氏家族,因商迁居河南濮阳,靠制造泽州名产“首帕”发家致富,其后人董汉儒读书仕进,官至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。董氏一族演绎了一段泽州移民的历史传奇。
祖籍泽州拦车 因商迁民开州
泽州县晋庙铺镇文化站原站长刘全忠先生近日告之,近有河南濮阳人氏联系,说濮阳董氏祖籍泽州拦车,出过大官,名叫董汉儒,官至兵部尚书。这一信息引起我极大兴趣。董汉儒一家源自泽州,过去从明人李维桢所撰《董太公家传》一文中已得知,但却不知是晋庙铺镇拦车村人。
拦车村历史悠久,唐代即建有驿站,名叫星轺驿。北宋时期,拦车称为琅车镇,为泽州经济商贸重镇,因有驿站星轺驿,因此该镇又称星轺镇。宋金之际,战火纷纭,狼烟四起,“琅车”又被写作“狼车”,其驿站也被称为“狼车驿”。明代初期,除驿站外,又在此设立了递运所。因 受“孔子回车”传说的影响,“狼车”又讹为发音相近的“拦车”。星轺镇又称拦车镇。“星轺驿”也称“拦车驿”。
明代初期,拦车镇生活有韩、董、王等几大姓,以韩姓人口最多,为第一大姓。但董、王二姓也人才辈出。因处于太行陉交通要道,晋豫交通要冲,这里的人们靠开骡马店、货运栈,以及肩挑夫役等,生活都过得辛苦而富足。
明景泰、天顺年间,拦车镇董氏家族一个叫董完的人,靠商业经营富甲一方。董完与其子董真,常年贸易于河北大名府一带。明成化初年,拦车镇董氏家族中有一个驻军在河北张家口的军官,以征集财物供军用为由,虚张声势,恐吓族人,尤其是对家境富有的董完、董真父子,百般勒索。董完哪里能容得别人欺凌,他说:“大丈夫岂必死守故土!”于是父子二人离开家乡,落户河北大名府开州(今河南濮阳县)吕丘店。
董真之所以落户开州,既有不愿受人欺凌的原因,更主要的是爱上了濮阳这个地方。濮阳地处黄河之滨、豫鲁两省交界处。夏朝时称昆吾国。春秋时卫国在此建都400多年。战国时期,因城址位于濮水之阳,始称濮阳。秦朝时设濮阳县。之后朝代更迭,曾沿用“澶渊”“澶水”“澶州”“开州”之名。传说战国时著名政治家商鞅、军事家吴起、商人吕不韦等都出生在濮阳。董氏落籍之吕丘店,即今濮阳县海通乡之沙堌堆村。古时这里由于地理位置优越,有吕、丘两姓在此合伙开设一车马店,故取村名为吕丘店,其后成为有名的繁华集市。
河南濮阳泽州董氏曾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)纂修家谱,并于乾隆三十八年(1773)再修。《濮阳董氏家谱》又称《濮阳泽州董氏家谱》,现存共八卷。该家谱保存至今,使我们得以知道泽州拦车董氏迁居濮阳前后的一段历史。
《濮阳董氏家谱》尊董真为濮阳泽州董氏一世祖。其中记载:“(第一世)讳真。先世山西泽州拦车驿人。明成化初年避军兴之扰,从父完挟重赀贸于上蔡、魏博间,因占籍大名开州之吕丘店。”
织造首帕为业 富而倜傥好施
董真落户开州后,不再东奔西跑进行贸易,而是以加工制造首帕作为主业,家庭更加富有,成为濮阳县世家大族。《濮阳董氏家谱》载:“(第一世)真……以织首帕等为业,家日饶裕,遂成澶渊右族。”
首帕为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泽州地方丝绸特产。明万历《泽州志·物产》载:“货有布、缣、绫、帕,枲、丝、蜡……”其中的“帕”,就是“首帕”。《泽州府志》曾对此进行注释:“帕:织成素绢,以橡壳皂之,谓之乌绫帕,用以抹额。”
明代名臣,河南、山西巡抚于谦曾有诗:“首帕蘑菇与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;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诗中的首帕、蘑菇与线香均为当时泽州著名的产品。
嘉靖《宣府镇志》记载:“先年宣大市中,贾店鳞比,各有名称。如云:南京罗缎铺,苏杭罗缎铺,潞州绸铺,泽州帕铺,临清布帛铺、杂货铺。各交易铺沿长四、五里许,贾皆争居之。”其中的泽州帕铺,就是以卖首帕为主,兼营其他丝绸产品的铺店。
所谓首帕,今人所编《凉州方言词语汇释》中有解释:“首帕:旧时妇女裹头用的黑色长头巾。”首帕又称头帕。原来是男女都用的。比如,明代南渡三案之一的“童妃案”中,童妃称朱由崧出城之日“身穿青布小袄,酱色主腰,戴黑绒帽,上加一顶乌陵首帕”。但后来首帕却成为妇女的专用品。《民国山西实业志》在介绍晋城特产时称:“乌绫首帕,供妇女包头用。” 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《珏山志》中亦载:“清代,男人戴红缨帽,妇女罩乌绫首帕。”
制作首帕的材料有丝绸和棉布两种,以丝绸为上。明清时期晋城地区不产棉,而盛产潞绸和泽绸,所以制作的首帕均以丝绸为原料。同治《高平县志》:“货则丝、绢、绸。绸有曰双线、曰单线、乌绫帕。”因首帕的颜色大都用黑色,所以称为乌绫帕。
首帕通常是在头上戴着或罩着的,或为长方形或为方形,明清时期十分流行。这一点可从戏剧、小说、诗词的描写中感受。比如明代无名氏撰杂剧《苏九淫奔》:“缘何乌绫帕紧把头勒”。明《昭阳艳史》:“(雪姐)她悲悲切切,哽咽了一会,将一方乌绫首帕,把青丝包住”。明末清初世情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:“翠眉峰,柳叶弯,乌绫帕罩云鬟暗。”清代吴璇著《飞龙全传》:“乌绫帕束黄丝发,圆眼粗眉翻嘴唇。”“乌绫帕勒黑毡帽,罩体披袍是皂清。”戏剧《美人图》:“七尺乌绫帕,遮盖红丝发。脸似蓝靛染,门中露银牙。”《施公案全传》第一百十七回《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审出监》:“喊冤的妇人:年纪约有三旬开外,面带愁容,头上罩着乌绫首帕,身穿蓝色布褂,细看却是良家妇女。”《刘公案》:“头上罩定乌绫帕,蓝布夹袄穿在身。”清人李振声在《百戏竹枝词·霸王鞭》中描述:“窄样春衫称细腰,蔚蓝首帕髻云飘。霸王鞭舞金钱落,恼乱徐州叠断桥。”著名作家赵树理在《小二黑结婚》中也写到首帕:“(三仙姑)她吃完了饭,换上新衣服、新首帕、绣花鞋、镶边裤,又擦了一次粉,加了几件首饰。”
首帕并不是只有泽州生产,其他地方也多生产,而以泽州所产质量好、名气大。
另有一种妇女用于头部的服饰“包头”,容易与“首帕”相混,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服饰用品。“包头”又叫“额帕”,同样在明清较为盛行,通常用乌绫为之,夏则用乌纱,裹于额上。明代女诗人梁小玉有《咏包头诗》:“轻霞薄雾小香罗,傍着香鬟香更多。最是青山缥缈处,横装一带线青螺。”民国时期,晋城翰墨林书局印行的《四言杂字》中即有“首帕汗巾,裹肚包头。”可见首帕与包头是两种不同的服饰用品。
董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记载织造首帕的泽州人。所以,《濮阳董氏家谱》中关于董真“以织首帕为业”这一记载非常珍贵,是见证泽州首帕生产的重要史料。
董真之子董林(1490-1571),字凤翔。生于弘治三年正月,卒于隆庆五年九月,一生以经商为业。《濮阳董氏家谱》载:“姓好施予,乐为善……不拘拘于市贾之行,而业亦日增。”董林之善行义举,因资料所限,很难找到具体的事迹材料,但从朝廷不同时期赐予其诰命的辞章中,仍可体味其好施乐善的品德。如:“孝义物身,信忠轶俗。产不愈人,而好行其德。廪饥槥殍之用,营施不啻其营生。”“行道岂必公卿,即匹夫而犹能市义。盖心计每善于居积,而侠气尤乐于赈施。”“产不逾中人,而施常欲满世。贾廉三五,有佩服仁义之风;行表寻常,立训迪诗书之范”等等。
董林之子董万斛(1533-1614),字子储,号养吾。生于嘉靖十二年十二月,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。《濮阳董氏家谱》称其:“平居以俭朴忠厚为主,然好为德,乡人有求无不应。”
董万斛与长兄董万仓二人同心合力,振兴家业,使之进一步发展壮大。其富有程度,可以通过晚明大臣、文坛盟主李维桢在《董太公家传》中的描写来体味:“带郭千畆,畆钟之田,马蹄躈百,牛倍之,羊彘五之,枣栗千树,姜韮千畦,他果蓏千钟,薪槀千车,酤千酿,子贷金钱千贯,布千纯。鼎食击钟,乘坚策肥,豪闾右矣。”从中可见,此时的董家已经极其富有。
董万斛特别喜好做惠及平民百姓的事情。从自己的家族亲戚到四邻百姓,都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给予不同的帮助。对于读书的学子,董万斛尤其尊重,往往加倍地赠送食物、布帛等物质,所以,读书人都尊崇他,不敢以自己有才学而自居。四面八方仰慕他的人,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。
朝廷历次诰命中,对他的善行义举也多有褒扬。如,明万历二十一年诰命中称其:“端方有执,倜傥好施。”
明万历三十二年诰命中称其:“行重伦常,名高侠烈。赴人之急有甚于私……”明天启元年诰命称其:“冲泌姱修,瑾瑜伟抱。积而能散,贵不忘冲。尔其解衣衣寒,推食食饿,逸轨素孚月旦。”意思说,董万斛品德高尚,有远大抱负,善于囤积又能散财济困,地位尊贵不忘谦虚谨慎,脱衣给贫寒的人穿,分食给饥饿的人吃,高尚的行为得到众人的好评。
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撰《封翁董老年小像赞》云:“怀仁为质,蕴义生风。在约能施,在满能冲。千金可散,三命益恭。寔生瑞凤,光我豢龙。”称赞董万斛胸怀仁德,义行感人。贫困时恤贫怜弱,富足时谦逊不骄。千金散尽,毫不吝惜;受到封赏,更加谦恭。培育出栋梁之材,光大了董氏门庭。
董其昌撰书《封翁董老年小像赞》 图片来自河南省濮阳档案馆编《明直隶开州八都三尚书文献选编》
严于课子教孙 造就名臣显宦
濮阳泽州董氏在经商之余不忘对子孙的教育。董林立志要将子孙培养成为有修养、有学问,能够报效国家的人才。所以他督促子孙读书甚严,尤其是对孙子董汉儒,寄予很大希望,要求更严。董万斛对其子汉儒,更是从小就特别怜爱,但不溺爱。教子严而有方,督促其学习,传授其经典,希望他成就一番事业。在祖父和父亲的努力培养下,董汉儒不负所望,功成名就。明万历十七年(1589)成进士。历任河南府推官、户部主事、山东按察司副使、湖广布政使、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、工部右侍郎、宣大总督、兵部左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等职。其曾祖父董真、祖父董林、父亲董万斛,均被朝廷赠以同样的官职。
董汉儒画像 图片自河南省濮阳档案馆编《明直隶开州八都三尚书文献选编》
董汉儒(1562-1628),字学舒,号谊台,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。他小就十分聪慧,思维敏捷。在户部主事任上,董汉儒曾经上疏,奏陈减织造、裁冒滥等事,无不切中时弊。他说:“近来在朝堂之上,不闻议论国事之言,只听纵酒、淫刑、黩货之事,时事堪忧啊!如不立即采取措施, 国家经济堪忧!”
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董汉儒任苏州浒墅关榷关主事,负责漕运税收。他深刻认识到关税管理中的利弊,曾说:“关,利薮也,亦弊薮也。”微服私访,查勘钞关,盘查税源。发现掌管税收的官吏常常徇私舞弊,把小船说成大船来多收税,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,只能仰天长叹,却又无可奈何。在登记税收时,又会把重物隐瞒为轻物来少报税收,将多收的税款纳入私囊。董汉儒全面了解情况后,按律整治关纪。要求必须按规定测量船只的尺寸,不能多收一分一厘。于是商人们都乐意从浒墅关出入,往还的船只接连不断,以至于税收不减反增。一年下来不仅全部完成了定额,并且还有多达三千多两银子的盈余。
浒墅关旧有便民小桥,当地人划小船,载着粮食、蔬菜、小猪出入,从不纳税。不知何时起,管理严苛,竟然连小猪也要征税,当地人无法再以船小为由来逃避税收。董汉儒将这一切不合理的税收全部免除,并公之于众,作为一项固定的政策执行。于是,那些肩挑背扛、转贩卖货的小商贩们终于可以安心地经营。他们纷纷感叹:“要是能常常有像董公一样的好官,那该多好啊!”
自枫桥至浒墅关有长二十里的堤防,是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,浒墅关主事董子策所修,方便了南来北往的行人和纤夫。但数十年来,堤面年久失修,行旅都要涉水而过。到了严冬时节,天气酷寒,冰雪没过小腿,有时有人跌倒无法爬起。董汉儒当即决定修缮此堤,造福百姓。董汉儒用上缴国库之外剩余的关税收入3000两白银,重修堤坝,当地百姓深受感动,为纪念两任“董公”的功绩,将此坝命名为“董公堤”。明人江盈科撰《户部谊台董公榷关惠政并捐金修堤纪实》,董其昌亦撰《重修董公堤记》。清人凌寿祺作《董公堤诗》曰:
虎疁南畔郡城西,遥亘晴空万丈霓。
同姓人俱传直隶,异时功合在长堤。
六桥花柳穿明镜,七里楼台映碧溪。
何似河干资利涉,往来络绎度轮蹄。
事实上,董汉儒不只是重修了浒墅关的堤防,他捐资修建的还有苏州的子游祠、长洲的文星阁、虎丘的读书台等等,这几项总计捐资数量不少于一千两白银。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日本大将丰臣秀吉率军入侵朝鲜,窥伺大明江山,明朝廷出兵援朝,董汉儒以户部郎中之职赴朝督运粮饷。此时,户部右侍郎、泽州人张养蒙负责在国内督理东征粮饷。两人以同样的使命相互有书信往来。在张养蒙著《张毅敏公集》中,存有《答朝鲜管饷董郎中》两函。面对当时粮饷严重短缺的情况,董汉儒朝夕运筹,一方面积极协调国内供给,与张养蒙同心协力,催运督发;一方面与朝鲜方面交涉,筹划粮源,预备粮船,督运催输。为保证军粮供应,做出了不懈的努力。当时著名文人邢侗有诗称赞:
飞飞玉勅下遥天,使者新恩督饷年。
粟转万艘输上国,名从三载树朝鲜。
董汉儒因督饷有功,被超越数级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整饬武安兵备,随任山东按察司副使、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管理漕运事务。
万历四十年(1612),董汉儒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。他事君以忠,敢于直言,无所顾忌。万历年间,曾发生真假楚王案,楚王宗室中有五十多人,因为检举揭发假王的事情而获罪,被囚禁长达十年。董汉儒极力上言,认为这些人是被冤枉的,请求释放那些被囚禁的人。他还为被人诬告入狱多年的官员满朝荐、卞孔时求情,但是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。
当时,万历皇帝因偏爱福王朱常洵,赐其大量庄田,责令湖广予以庄田四千四百余顷。董汉儒因无处取得这么多的田地,请求每年以一万两白银作为田租,但皇帝不允。此事在朝廷中也引起很大反响。时任御史的泽州沁水县人张铨(1577-1621),上书《请福王之国疏》,极力反对皇帝给福王赐田。董汉儒与张铨二人交好,常有书信往来。张铨遗著《张忠烈公存集》存有《答董谊台楚抚汉儒》《答董谊台中丞汉儒》二首,对董汉儒的人品、威望、业绩,给予高度赞赏。
陈增是万历皇帝向各地派设税监之一,其敲骨挤髓、巧取豪夺,为各地税监中最为横行无忌的一个,百姓对他恨之入骨。董汉儒首先裁其爪牙,捕其党羽,而后上疏,条陈其累累罪恶,最终使陈增罢职。受到湖广百姓的称颂。
明泰昌元年(1620)十月,董汉儒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,总督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军务。钱谦益赠诗《送董汉儒总督宣大》七律二首:
幽并两道建牙中,列帐萧然静朔风。
千队市场来种马,百年御幄护槐龙。
军前挥扇油幢碧,閤里传签画烛红。
插汉一山屏障外,更烦前箸策辽东。
素囊游牧近云中,挟赏连兵势渐雄。
并镇规图传往牒,摆边残卒卧雕弓。
中朝但出金缯计,胡妇频仍玉册封。
屈指中兴功第一,雅诗吾欲嗣车攻。
在宣大总督任上,董汉儒力陈三边要务,提出“足京运,核民运,择府佐,清占役,严烽堠,酌抚赏”十八字方略。
天启元年(1621),辽阳失陷,董汉儒带领精卒两千入京保卫,得到朝廷褒扬。天启二年(1622)八月,董汉儒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,协理戎政。九月,升任兵部尚书。他上疏极力陈述边将克扣粮饷、役使军队、虚报军伍、占用军马等各种弊端,并逐条列出综合核查办法,受到皇帝称赞,并下令在边地实施。当时,辽东之地尽失,董汉儒果断进行处理,力请逮治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家属,斩杀逃将蔡汝贤等九人,稳定了局势。董汉儒还与宦官王体乾、魏忠贤等人展开斗争。当明熹宗朱由校诏令魏中贤和客氏的亲属可以世袭锦衣卫官职时,董汉儒上疏极力反对,他说:“臣部《邦政条例》一款,凡武职非军功不准世袭。然臣部则知有职掌而已,臣部之职掌则按之《大明会典》《邦政条例》而已,安敢堕职掌、乱旧章、招物议而因贻皇上以愆忘之戾哉?”他多次进谏,劝止皇帝不可亲近宦官,但不听。
董汉儒还是引进红夷大炮的积极支持者。当时,朝廷批准从澳门购进22门红夷大炮,并招来23名葡萄牙籍炮手帮助造炮和炼兵。董汉儒在奏折中称:“澚夷不辞八千里之程,远赴神京,臣心窃嘉其忠顺。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,俱精利。其大铳尤称猛烈神器,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,仍以一教十,以十教百,分列行伍。卒与贼遇于原,当应手糜烂矣!”董汉儒获准在京营内精选一百名官兵,向这些外籍军事人员学习炼药、装放等方法,训练精熟之后,将这些官兵分发至山海关等据点。同时董汉儒建议如式制造这种大炮,使明军从此开始用上红夷大炮这种更先进威力更大的武器。
天启三年(1623)七月,董汉儒以母丧归。天启六年(1616),加太子太保衘。崇祯元年(1628),董汉儒卒,赠少保,谥肃敏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董汉儒长子董琨(1580-1637),字扬石,号德淬。府学生员。世荫锦衣卫正千户,官至提督东司房官、旗办掌卫事指挥使,为崇祯皇帝所重倚,赐之“朝廷耳目”四字,尝谕:“文武勋戚等,有贪横侵凌凡不法事情者,着尔不时密奏。”但却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合,致仕回乡。
董汉儒次子董珫,字耳石,府学生员。荫官户部郎中,官至陕西庆阳府知府。崇祯十六年(1643)十一月,李自成攻陷庆阳时殉职。